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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光法师弘法讲经

  
  护经修佛
  光绪十六年(1890)师转居北京龙泉寺、十七年(1891)住于国广寺。光绪十九年(1893)时,应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之请。护送藏经南下,后便常住法雨寺。师于寺中精勤修持,念佛不懈,深受大众敬重。众等便诚请大师讲法以利群机,师辞不过,乃为开讲《阿弥陀佛经要解便蒙钞》一座。嗣后,便谢绝众缘,于珠宝殿侧掩关修行,连闭两期,为时六年。于关房中自书"念佛待死"以自策励。出关后,曾出外住茅篷,未几,源如法雨寺居之。光绪三十年(1904)师四十岁时,因谛闲法师为浙江温州头陀寺迎请藏经,又为之助理一切,事毕师仍回法雨寺。师在此出家二十几年的光景里,始终韬晦,不喜结交,不好名闻利养,惟有用功不止,精进念佛,以期克果。其后近十年间亦复如是。全身心地念佛修行,终得念佛三昧。


  撰写文钞
  民国纪年,(1912)师年五十有二,高鹤年居士取大师文稿数篇,刊入上海《佛学丛报》,署名常惭。读者复苏致祥居士  印祖手迹
  复苏致祥居士 印祖手迹[4]
  虽不知为谁,而文章中所显义理己足以引发见闻者生信念佛。延至民国六年1918),徐蔚如、周盂由诸居士得读大师文稿,甚感稀有难得。于是一再搜集印光大师的文稿,题为《印光法师文钞》而刊行之。 徐蔚如居士于文钞之跋中赞言:大法陵夷,于今为极,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,续佛慧命,于是乎在! 其后数年间,复为增广大师文稿,由中华书局印行,名为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。 大师的文钞,正如徐氏跋中所言: 无一语无来历,深入显出,妙契时机,诚末法中应病良药。 不单是在佛理上精辟入理,就是一般世俗道理,亦即兼而融会,凡是能使闻者改恶修善,生信念佛者,不据一格为众宣扬法要。义理深契众机,且文法典雅,是以凡闻大师名者,人人必争请奉读师之文钞。因此之故,大师威名扬于环宇,渴望皈依大师门下之善信人等,日益增多。有登门造访请求慈悲摄受者,有亲写书信乞赐法名者。一时间,做大师的皈依弟子蔚然成风。前后二十余年来,皈依大师座下的信徒, 无法统计、进而言之,受大师之教,而依教奉行,吃素念佛,精修净业,得以往生西方净土者,亦难枚举。由此可见大师身传言教之功行实不可思议。
  大师一生勤俭无私,信众之供养,悉皆代为广种福田,或用于流通经籍,或用以救济饥贫。而其自奉,食唯充饥,不求适口;衣取御寒,厌弃华丽。有供养珍美衣食,推却不过者,转手即送他人。大多数的普通物品,咸皆交至库房,与大家共享,决不自用。大师先后在上海、苏州创办弘社。 二十余年来;所印的佛书计有百十种之多,其数不下四、五百万册。佛像亦有百万余帧之多,教之内外,普受法益者甚众。民国十一年,(1923)师六十二岁时,江苏义务教育会成立,议请省府下令征用寺产作为学校,佛教界为之哗然。大师为保教护寺,不遗余力地为之奔走呼吁,终得以扭转危机。同年,应定海知事陶在东之请,物色讲师,至监狱讲道,乃推智德法师应聘。并令其宣讲《安士全书》等关于因果报应、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之佛理。充分体现大师之无缘慈悲,普化众生之本怀。后更自任江苏监狱感化会 名誉会长。这种名 誉是大师为利益苦难众生乐意所得。基于此回,陶在东与会稽道尹黄涵之,将大师之道行事迹呈报政府,得以题赐悟彻圆明之匾额一方,资送普陀,香花供养,极盛一时,僧俗人等,深为欣羡。师则置若罔闻。人虚空楼阁,自无盛德,惭愧不己,荣从何来? 其后,数年间常往来江苏、浙江、上海一带,为众开示念佛法要,因果事见闻者如潮,法缘盛极一时。
  众僧习经
  光绪十九年(一八九三年),普陀山法雨寺的化闻老和尚到北京请藏经,请得《龙藏》,要运回普陀山,需人相助,圆广寺的人以印光作事精慎,就推荐他给化闻帮忙,因此随化闻到了南普陀,是年三十四岁。到了法雨寺,就安单在藏经楼。 陕西人的性格,刚劲坚毅,木讷质朴,而不自我表现。印光法师就是这种性格的代表人物。他在法雨寺励志精修,唯念弥陀。一住数年,后来由于寺众一再坚请他讲经,他推辞不掉,乃开讲《弥陀便蒙钞》,听众钦佩不已,这是光绪二十二年(一八九七年)的事。
  闭关修佛
  讲经毕,他在珠宝殿侧闭关,一闭两期六年,而学行倍进。出关后,法雨寺的僧侣了馀与真达等,特建了一座慧莲蓬供养他居住,过了两年,众僧侣又迎请他回住法雨寺。光绪三十年(一九零五年),谛闲法师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,请印光法师协助,他陪着谛老去了一趟北京,事毕仍回到法雨寺的藏经楼。宣统元年,年方二十一岁的太虚法师在只洹精舍就学,下半年只洹精舍停办,一位华山法师推荐他到普陀山法雨寺的法雨小学任教员,学生都是山中的小沙弥,太虚在山中住了半年,认识了法雨寺的了馀和尚,也亲近过年已五十岁的印老。宣统三年,太虚自广州回到上海,转往普陀山度夏,再度和印老见面,印老阅太虚的诗文,深为赞许,曾和太虚唱和,也常一谈数小时不肯分手,这一老一少,于此时建立下了较深的感情。十馀年后,太虚推动“整顿僧伽制度”,印老不以为然,曾当面对太虚的弟子大醒说∶整顿僧伽制度是“新花样”。民国二十九年(一九四零年),印老圆寂,太虚在重庆长安寺领导缁素数百人开追荐会,并作诗悼念。

来源:圣爱会 作者:圣爱会 编辑:程小康 时间:2014-6-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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